回歸十七年筆記

2014七一遊行，遊行人數報稱達五十一萬人，警方的數字卻為九萬人。

怎樣看，也不只九萬人吧？

不過無論怎樣計算，今天的社會民怨及不滿，公共服務爆滿，自由行過盛，樓價租金高企，工時長壓力大，學額不足，富者愈富等等民生問題，卻是不爭事實。

常有人說，這些所謂「民怨」，乃是激進遊行人士「沒事幹」「呈英雄」所為，也有些市民，給「某些議員」煽動，罪魁禍首，乃「某些議員」。

對這，我想了很久，也不明白，為什麼這樣簡單的「罪魁禍首邏輯」，也看不到？

一對男女，如果感情堅實的話，第三者可以很容易便拆散了嗎？

政府和市民，如果關係堅實的話，議員可以說說壞話，市民便會上街了嗎？

略為對社會學有所認識的，應該知道，香港的堅尼系數已接近突破0.5的警戒線，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，已經指出香港問題的嚴重性。誰也知道，財富資源分配不均，便是發生社會動亂的根源。

說到底，還是錢。

因此，一個政府，如果能提供一個安居樂業的社會給大眾，即使議員怎樣「煽動」，政府與人民的關係，還是堅實的。如果認為「遊行，大多數是被洗腦的後生仔」的話，那對隊伍中主要的成年人和專業人士來說，可以算是一種讚美。

事實上，香港人過去，一直被形容為「政治冷感」的一群。那證明了，大家只要生活好，誰去理會什麼政治，什麼「煽動」。這確實也證明了，英國人自「六七暴動」後的「維穩」手段，比今天家長式的「維穩」招數，高明得多。

英國人深明人性間利益衝突的道理，受過六七十年代英國「大班」好處的朋友，相信也明白他們的豪爽，實在魅力沒法擋。實際上，港英的政制，亦都著重管治者之間的權力互相制衡，限制一人獨大的情況出現，使整體社會，可以有效進入一種 Equilibrium的狀態，減低因人為決策上的失誤，而造成社會問題。那時候，雖說不上是皆大歡喜的天堂，卻肯定不會是撕裂社會對立的矛盾局面。

問題是，回歸過去的十七年，港人治港，實際是商人治港。那是用管治一間公司的商業模式，來管理香港，將整個公共業務，公司化。整個政府，一天到晚，借喊著財赤，續步卸下社會責任，改為放權，轉變「大市場、小政府」的政策，引入商界，提供公共服務，使本來帶有義務及使命性質的機構如學校、社會服務、醫療等，相互惡性競爭，疲於奔命。一頭政府省了開支賺了錢，全都拿去高價賠本，打造機建，使本來應該用之於人本社會的資金，再投資在推動經濟的項目上。

推動經濟不是不好，但經濟過熱，欠缺配套，承接力不足，例如水貨客及自由行擾民等便可見一斑。最大的問題是，政府缺乏長遠政策規劃的頭腦，一味只想拿眼前利益及實效，到頭來問題鬧大了，已經換屆。社會民生問題，惹怒市民，新屆政府將市民忿怒的舉動，全數推給「某些議員」當罪魁禍首。

更嚴重的是，舊日用來制衡個人失誤的制度，已經盡數給問責制拆下了。香港的特首，已經可以透過「局」的層面，透過選舉議會的方程式，全數把弄權力的地步。那，即使是王維基的事件、吳亮星的事件，已經變得毫無修飾，老羞成怒的剛愎自用。

回歸十七年，法治變人治，和諧變競爭，冷感變對立，政府一切向錢看，將所有使命和義務物質化，又團積居肥了大部份商家。我們的樓房外觀，是宏偉了，我們的通訊玩樂，是發達了，但我卻感受不到，七八十年代的香港，人與人之間的寬容，心靈簡樸的快樂。